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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文化基本精神
      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于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
      剛健自強是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像源頭活水,給齊魯文化以無窮的生命活力。齊魯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嬰、孔子、孫子、墨子、孟子等,以他們為代表的儒、墨、管、兵等學派,都是積極入世、救人,充滿剛健進取、自強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為,不拘小節,力行改革,富國強兵,相齊桓公,霸諸侯,成就了齊桓公的首霸事業。孔子重“剛”,把“剛”作為仁德目的之一,積極進取,“為之不厭”,“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孔子的這些思想,在《易傳》中有所發展。《易傳》提出“剛健”觀念,贊揚剛健精神云:“剛健而文明”(《大有》),“剛健篤實輝光”(《大畜》)。“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乾卦》)。孫子兵家,為安定天下,統一天下,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制止不義之戰。墨家比儒家在進取有為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救世濟民,推行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牽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其他齊魯諸子,雖觀點不同,但在剛健進取方面,則是一致的。齊魯文化這一基本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的發揚,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對我們民族的自強、自立、發展、壯大,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二、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
      氣節即志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一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共同特點的,是他們共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孔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丑》)的壯語。孔、孟是說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國,到處碰壁,窮于宋、困于鄭、呃于陳蔡之間。“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子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一發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衛了魯君的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更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千,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做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光輝。
       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就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說:“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衛,立曹,北逐戎狄,捍衛了中原和平文明。這與死于一人一姓的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齊魯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現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和愛國精神。曹劌自薦,領兵敗齊,保衛魯國;孫臏用兵敗魏于桂陵、馬陵,保衛了齊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既救趙,又強魏,這些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行動。魯仲連義不帝秦,用三寸不爛之舌解楚南陽之圍,退趙伐高唐之兵,卻侵占聊城的燕國10萬之眾;淳于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子貢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魯,滅吳,弱齊,強晉而霸越”的奇跡;晏子長于辭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戰群敵,增齊國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戰爭等外交活動,又是一種愛國型類。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并進行文化思想創造,又是一種類型的愛國表現。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辦教育,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也是一種類型的愛國之舉,總之,愛國是多種形式的,關鍵是在生死關頭能不能全節,“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在這方面齊魯諸子為我們留下了光輝的思想、模范的行動,齊魯文化的這一基本精神,對我們國家的統一鞏固、民族的團結凝聚,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也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齊魯文化的特點是把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為將齊魯諸家諸派思想聯接為一體的紐帶進行了分析,也就是說,盡管各家各派的思想特點和體系有別,但積極入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齊魯文化的經世致用的基本精神。
       四、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
      人所共知,齊魯文化,甚至中國傳統文化有個基本觀點,叫做天人合一。不僅神道主義者認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就是作為哲學的自然觀,也是“天人合一”的觀點。
      孟子講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是天人合一觀點的開端。孟子的所謂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謂心,就是思維器官:“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盡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
     《易傳》講“人與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一,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何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乾卦·易傳》)又說,“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卦·易傳》)陰陽家更將天象和人事掛在一起,講“天人感應”。這種觀點影響至深,至今中醫、氣功、宇宙全息論等以此為基本理論。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貫穿的齊魯文化當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論》云:“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愿其所參,則惑矣,”明確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的光輝思想,強調人的能動作用。這種思想在古代是難能可貴的,里面充滿了辯證、唯物精神,對后世影響至深至大。
     五、“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
     “民貴君輕”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民本主義發展到戰國時代極激進的口號。其實,民本主義并不是形成于戰國,在春秋時期已形成一種思潮,影響了諸子的思想,最早提出“以人文本”的是管仲,齊國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義者。然而魯國的儒、墨在“重民”、“愛人”方面更加激進,理論也更系統。孔子的仁學思想體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仁者愛人”,是對人本主義的最高概括。“民貴、君輕”是對人本主義的一種激進的注腳。
          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對于“神道”來講的。“神道主義”以神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動地位,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禮記·表記》)人在神面前是奴隸,奴隸是不被當人看待的。人道主義是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尊重人的獨立品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力,一句話,把人當人看待。把人當人看待,在中國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點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為周人還不是人道主義者,仍然重天講命,只是鑒于殷亡,看到了奴隸的力量,至春秋奴隸解放運動中,人本主義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義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齊魯文化的靈魂和核心。齊魯文化是圍繞“人”這個核心展開的,因此我們把齊魯之學概括為“人學”或“仁學”。也就是說,齊魯諸子百家,無不高舉人道旗幟,把人作為治國的根本。如管、晏主張富民、利民、順應民心,因民之俗,從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變形式,而本質一樣。墨家的兼愛、非攻、非命、節葬、貴義、興利,“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樂上》),無不從“人”出發,為人謀利益,為勞動人民謀利。因此,無不放射出人道精神的光輝。當然,人道精神體現最突出、理論最系統的還是儒家,孔子是當時、甚至是中國古代最光輝的一面人道主義旗幟,他創立的儒學文化體系稱為仁學體系,也就是人學體系。他那“仁者愛人”的命題,是人道精神的最高體現。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階段的、種族的、國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為一大類來看待。他的“愛人”是“人類之愛”,這和他的“有教無類”是一致的。
      當然,對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爭議的,特別是在極左思潮鋪天蓋地的“文革”時期,孔子是徹底被打倒的“偽君子”、“復辟狂”、“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最大的“反動頭子”、“歷史的罪人”。他的“愛人”被說成是只愛奴隸主貴族,只愛沒落奴隸主階級,他的“愛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東西,首在批到之列,就連“人道”一詞也被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沒人敢提。至于“人類之愛”就更不用說了,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的。但是我們說孔子的“仁愛”是講的“人類之愛”是從孔子思想的實際出發的。孔子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懂什么階級觀點,提出“人類之愛”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當時,我們只能說是難能可貴的。至于孔子對“愛人”的論述,他的“仁學”思想體系,本書有專篇論述,在此無法也無須展開,人們對孔子“愛人”思想的種種看法和爭論,已是學術界熟悉的問題,不說也會知道。我們只說:“人道思想是齊魯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齊魯文化最基本的精神,離開了“人道精神”,齊魯文化不僅會黯然失色,而且簡直變成另一種樣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義。                                                                           
      七、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
      中華民族崇尚集體主義,講合群,講和諧,講統一,強調大公無私。群體主義精神,是齊魯諸子、各家學派的又一共同主導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學派對合群、團結、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視的。他們認為合群、團結、萬眾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敵制勝的根本。盡管管仲及管仲學派傾向于霸道,其學術思想基本是從霸業出發的,但是對“人和”“同心”等是強調的。
      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無我”為極限,可說是大公無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論的全面系統上則比儒家大差一籌,首先,孔子把“和”、“同”分開,強調:“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次,孔子在總結前人關于群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并繪制了他那理想社會的藍圖,即《禮記·禮運》所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那段話。這種理想社會,自然是空想的,但他卻把“大公無私”的群體主義精神發揮到了一個高度,使人們向往,并把它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為之奮斗不已,吸引著、凝聚著這我們民族的群體,在他設計的現實的“小康”之目標下不停地前進。
      繼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學大師荀子把群體主義提到了人類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聲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對我們民族的群體精神或是集體主義觀念,在文化討論中時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認為它束縛了個體人性的發展。但是,我們認為,大公無私的集體精神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形成決非無因,是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發展中總結出的思想,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之一,它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心態,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有深刻的影響,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起積極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們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雖歷盡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沖擊而顛撲不破,群體精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其次,大公無私的集體觀念,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義,英勇獻身。再次,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雖不科學,但與未來共產主義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內在聯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在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是與二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系分不開的。深入發掘中國民族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對我國現代化事業也是有意義的。
      八、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
      齊魯古代文化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濟濟、圣賢輩出,優越于其他地區,除了上文我們講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動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還有一點,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們忽視的齊魯文化中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這一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齊魯諸子百家,而且表現在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
      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漁、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律例、禮樂制度的發現和創建,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大多出自東夷。征諸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是大體可信的。因為東夷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睿智、善于發明創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遜讓、謹慎著名。勤勞則聰明技巧,謙遜則進取向上;仁厚則寬容,善于和易于吸納外來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故史前東夷人發明創造居多。
      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地區似乎再現了史前東夷文化繁榮的時代,管仲是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偉的創建工程,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軍事等,都有重大的創建;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過去人們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縛,認為他只是文化的繼承和傳授者,其實他的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是全面的,無與倫比的。拿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來說,一般認為是周公的創造,孔子只是“從周”、“繼周”者,是的,周公是禮樂文化的首創者,但是周禮文化到春秋時期早已崩壞,雖然孔子自己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周公的禮樂是個什么樣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說不清,只是為自己的創新找個權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禮樂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創造。后世流傳的禮樂文化傳統實際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為至圣先師是恰當的。
      齊國兵學獨樹一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一位發明家。據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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